和儿子掰腕子，因为肩部和腰部的疼痛，吴树梁使不上力气，赢不了儿子。但这是一天中吴树梁唯一一次露出笑容。
保安员吴树梁
39岁，祖籍河南信阳，2003年开始在深圳打工，做过鞋厂工人、采购员、保安员，2012年被评为“深圳优秀保安员”并获得入户指标。2013年6月落户深圳。2012年底被确诊为肺癌晚期。
■ 对话动机
对吴树梁来说，成为“新深圳人”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，医院诊断书上的“右下肺肿瘤、多发骨转移”几个字，敲碎了他对新生活的全部想象。
作为丈夫和父亲，吴树梁也没有太多时间悲伤。治病花光了全部积蓄，还欠了不少债，自己唯一可能留给妻儿的礼物是：深圳户口。
儿子已经随迁入户。妻子的户口因为相关政策的更改，要在2016年6月才能获得入户机会。
他成了“抗癌斗士”，和医生所说的“一般病人只能活3到6个月”相比，吴树梁已坚持了近30个月。虽然癌症带来的剧痛让他觉得生不如死，但他提醒自己不能放弃。因为如果他在2016年6月之前离世，不仅妻子没办法入户，儿子也面临着被退回原籍的风险。
新生活只是向我招了招手
新京报：知道得病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
吴树梁：我把妻子拉到一边，跟医生说我是男人我妻子也经不住什么事情，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吧。医生就告诉我，是肺癌。我追问大概还能活多久，医生说一般病人大概(能活)3到6个月。
新京报：当时你有没有情绪崩溃？
吴树梁：心里特别难受，非常大的一个打击，但妻子已经崩溃了，我就不能了。
新京报：这个病对你意味着什么？
吴树梁：我2003年到的深圳，得病之前，单位告诉我获得了落户深圳的指标，当时特别高兴，我觉得新生活在向我招手。这个病，让我觉得新生活招了一下手就消失了，所有的盼头儿都被碾碎了。
一纸户口，两种生活
深圳户口不只在医疗上，还有在子女入学、生育、社保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对待。
新京报：为什么当时得到户口让你那样高兴？
吴树梁：别看只是一张纸，对我们农民工来说可是天上地下。刚得病时，深圳的医生建议我们去广州肿瘤医院看病，当时各种穿刺检查七七八八的费用大概30多万，攒了半辈子的钱，一下子空了，当时如果有深圳户口，八九成的费用能省下来。
新京报：得病前对户口的事有过特别深的体会吗？
吴树梁：有，我儿子上学。为给他办学籍，前后跑了一个多月，求爷爷告奶奶，后来不行还回了趟河南老家。我儿子在深圳出生、长大，一句老家话不会讲，深圳就是他的家乡。但是不行，户口卡在那儿。
新京报：得病让你对户口的事感受更深了？
吴树梁：我是2012年年底确诊，2013年6月拿到了户口，有时候自己也琢磨，如果晚半年得这个病，那7个月就能省下20多万，那样以后对她们娘俩也是个保证。
我们街道办特别热心，想帮我办低保，我当时已经没法工作了，妻子一个月就2000多块钱，有低保的话我们一家三口每人1300块，一个月就有3900块，太重要了。
但低保要求一家三口都得是深圳户口，街道的人也有心无力。
新京报：当时你是租房住的？
吴树梁：房东知道我得病，怕自己的房子里死人，想方设法赶我们走，妻子瘦得跟竹竿一样，折腾了一个月，才找了个不太理想的地方住，特别狼狈。如果一家三口都是深圳户口，就能申请廉租房，但妻子的户口卡在那里。
我还比大多数人幸运些
新京报：所以解决妻子的户口异常迫切？
吴树梁：一个男人有了家，就不能单想自己。拿到户口，我没什么时间去高兴，赶紧查相关规定怎么把儿子和妻子的户口迁过来。癌症的事情让这一切更加迫切了。
儿子的户口在2013年10月迁入深圳。但妻子的就没那么容易，去年4月，深圳的政策调整，配偶随迁入户的年限由两年变为三年，就是说如果我活不到明年6月，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。
新京报：在拿到户口之前，想过通过别的途径获得吗？
吴树梁：儿子2004年出生，我们两口子省吃俭用地攒钱，盘算着有天买了房子，就能通过积分入户的方式落户。但后来房价疯涨，这个念头就破灭了。
新京报：有没有找过落户的相关部门，有特批的可能吗？
吴树梁：找过，但是规定就是规定。至于特批，前两天《广州日报》关于我的报道出来后，这边公安机关说要考虑特事特办，但后来我辗转听说这个口子他们还是暂时不敢开，因为一旦开了，以后这么庞大的流动人口，各有各的难，怕收不住。
另外就是我协警的身份，当时虽然工作关系隶属保安公司，但是我工作地是在派出所，如果给我开口也担心外界的舆论不好。
新京报：因为户口生活有了很大反差，会觉得不公平吗？
吴树梁：私下里跟老乡吃饭也会抱怨一下。但相比很多来深圳或在其他大城市讨生活的农民工，我比大多数人要幸运。有很多在这个城市里呆得比我久的人，一辈子也拿不到这个指标。拿当时我们保安公司来说，二三百人提出申请，最后只有四五个人拿到，我当时已经超龄，能拿到真的不容易。
一定得熬到妻子户口下来
新京报：死亡和妻子的户口下不来，哪个更让你恐惧？
吴树梁：两年了，我比最开始医生跟我说的，多活了不少时间。现在对死亡没那么恐惧了，我心态还算好，我知道目前国内跟我情况差不多病情的最终坚持了8年，盼望自己也能坚持得更长一些，即便没有那么长，也一定要熬到妻子的户口下来。
如果她没有这个户口，我不敢想象她们娘俩会过怎么样的生活。我不怕死，我是怕她们娘俩不能好好活。
新京报：儿子会跟你交流你的病情吗？
吴树梁：不会，他才11岁，好像比较回避这件事，但我之所以能被外界关注到，还要感谢儿子2013年的一篇作文，他在作文里写“我愿意用全世界的好东西，换爸爸活着。我希望爸爸妈妈永远和我在一起。”
新京报：得病之后发现很多没来得及做的事情？
吴树梁：我生病之后，很多慈善组织和义工团体帮我们，之前身体允许，我就跟他们去做义工，我特别高兴能够帮到别人。从这点来说，深圳是个很温暖的城市。
再有就是，我和妻子来深圳这么多年了，但凡收钱的景点我们都没去过。一家三口去得最多的就是住处周边的免费公园。
新京报：如果现在你身体允许，你最想做什么事？
吴树梁：跟妻子带儿子去趟野生动物园。很久以前就答应儿子要带他去，可动物园的票要100多块钱，当时觉得他小，盘算着等他有记忆了再去。（新京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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